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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展厅VR(世博会展厅建设)

多媒体展厅概况 2022年11月12日 行业新闻 390 0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世博会展厅VR,以及世博会展厅建设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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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展厅VR(世博会展厅建设)

「书籍章节」从文化体验视角看美国博物馆的空间建构(王蕾著)

作者:王蕾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注意事项:本文源于《融“博”之道:博物馆情景化的理念、实践与未来》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出版,本文源自此书第四章)。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网络文稿仅作为参考,一切均以正式出版物为主。」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理念,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欧洲,发展于20世纪以来的美国。据统计,美国目前有博物馆175万座,约占世界博物馆总数的1/3,每年吸引8.5亿人次参观。“博物馆”概念最早在美国出现的时候,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自然或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美国的艺术博物馆在18和19世纪多由一些富裕又对艺术感兴趣的群体支持和创办。进入19世纪,美国经济飞快发展,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纽约、华盛顿、费城和波士顿等地也诞生了一批闻名遐迩的大型博物馆。1870年是美国艺术博物馆发展历史中里程碑式的一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相继成立。虽然创办之初的动机和契机有所差异,但它们都会从自身的运营管理理念出发进行开创性的实践探索,以此尝试建立与欧洲博物馆模式不同、能体现美国当时的民主精神和公众教育理念,以及反映技术产业发展状况的美国本土博物馆机制。

现代社会的社会空间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媒介形态和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多媒体内容从多种维度占据和消耗着人们的感观知觉系统。博物馆作为文化实体空间,怎样契合时代的前进和技术发展的潮流,可持续性地在拓展空间内涵结构的同时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色,追随全球博物馆“以观众为服务中心”的发展趋势是博物馆发展过程中需思考的问题。笔者以在文博业界发展得较好的美国博物馆为例,从文化体验的视角对美国博物馆文化空间建构的特征和属性加以论述,以此剖析、总结博物馆发展现状,探寻其未来的发展道路。

一、美国博物馆空间建构的发展阶段

(一)城市博物馆文化区域规划

从宏观层面来看,城市整体规划设计与城市文化空间氛围和格局的打造是息息相关的,而了解美国博物馆内外空间建构及其文化精神也需要一种全球视域下的历史观。因此,世博会展厅VR我们可以大致回溯一下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发展历程。

19世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少之又少,20世纪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才开始相继呈现,可以说,城市已经变成整体国民人口的主要生活空间和寄居形式。欧洲城市的发展历经了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启蒙以及古罗马帝国的繁盛辉煌,城市建设理念在度过中世纪肃穆的宗教洗礼之后走向自由与解放的文艺复兴,在冷暗对峙的社会氛围中迎来了古典主义的回归和对理想城市的多元想象。尔后伴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城市的兴起,凸显结构功能、明快线条的现代主义城市建设思潮相应而至,林荫大道、拱廊街、摩天大楼等都市景观与工业化进程中弥漫满天的焦炭尘雾相伴随行。19世纪,奥斯曼(Haussmann)对于巴黎的改造可谓享誉世界的将中世纪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在加宽的道路两边种上乔木,使其成为闻名遐迩的“林荫大道”(boulevard)世博会展厅VR;建造城市大型公园,使之成为“城市之肺”;还在铺修地铁的基础上将部分下水道改建成了“下水道博物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1924年发出格言“为速度而建造的城市即为成功而建造的城市”,支持城市建筑、街道进行理性化转向。在此期间,在城市快速转型过程中先后涌现了不同的关于城市规划的学说畅想,如弗·劳·奥姆斯特德(F. L. Olmsted)的城市美化运动,英国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CitiesofTomorrow)中提出的“三个磁体”乌托邦式的城市理想,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针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市现状提出的旨在改造城市密集混乱状态的“广亩城市”理论等。与此同时,英国兴起了城镇景观运动,对现代主义、田园城市发起挑战,戈登·卡伦(Gordon Cullen)在1961年出版的《城镇景观运动》(TownscapeMovement)一书中指出“人们身处的城市环境就是城市建筑的要点所在”,其追求视觉美感体验、城市美化与限制新建政府“特征控制”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城市主义”理念类似,也在其后柯林·罗(Colin Rowe)的《拼贴城市》(CollageCity)、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TheImageoftheCity)以及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等书中有所体现。

如果说霍华德、奥姆斯特德、赖特以及提倡现代主义城市建设的勒·柯布西耶等人的城市规划学说有种预想的合理性和实务性,那么雅各布斯所提出的“街道芭蕾”理论(Street Ballet)、扬·盖尔(Jan Gehl)所提倡的“人性化的城市”以及后现代主义城市理论思潮则均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更多对于“人本主义”的关注,世博会展厅VR他们对城市过于理性和科学的规划设计进行了适度批判,更加尊重城市中差异化的社会和人文需求。这种试图综合强调城市建设的合理性和创造性的学理认知对于城市空间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入其中的意蕴可以表示为,现代主义致力于将理性解决方案强加于混乱的城市空间,而后现代主义则倾向于颂扬本土性特征和异质性风格。

美国城市规划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几个改革运动——城市景观运动、住房改革运动和美丽城市运动。从19世纪中期开始,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在美国城市发起了城市景观运动,试图通过建立公园和林荫大道体系,将自然景观植入城市空间。1853年纽约州立法机构授权进行一项被称为“中央公园”的工作,奥姆斯特德被任命为该工程的主管,世博会展厅VR他的工作重点是把整个城市与自然环境相联系。在住房改革运动中,他试图借助英国人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思想来解决城市人口拥挤等问题。他设想城市中心有一个花园,四周被建筑物环绕,再往外是带有花园的住宅,边缘区是工厂和市场,再往外是农业用地,道路两旁种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与此同时,美丽城市运动也应运而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以下简称“世博会”),世博会的核心区域被建成一个童话般的国度:中央是巨大的长条形水池,水池两侧的道路上布置着大片绿地和巨大的雕塑作品,周围几乎全是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这些建筑几乎全是白色的。“白城”(White City)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当建筑、规划、景观、雕塑、装饰等各方面的设计师在全面高度合作下能将城市美化成什么程度。19世纪后期,美国仍以法国文化为风向标,崇尚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这一时期北美的大都市中出现了大量“学院派”风格的公共建筑,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和与其相匹配的大尺度城市空间,彰显着美国的崛起和那个工业时代的繁荣。

从微观层面,笔者具体介绍一下美国首都华盛顿18—19世纪的城市美化规划,其中的两个主要的规划案奠定了华盛顿城市景观发展的基础,即朗方规划和麦克米伦规划。1791年,华盛顿市政府从法国请来了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郎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华盛顿原是一片灌木丛生之地,地势相对平坦,郎方的规划首先确定了国会和总统府在城市中的核心区域位置,在二者之间安排了公共花园和宽阔的大道,以国会大厦为轴心,开辟13条大道向四面八方辐射,大道交汇处形成15个城市广场。此后,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举办,让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于首都城市环境的改善。1901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参议院公园委员会(Senate Park Commission),由参议员詹姆斯·麦克米伦(James McMillan)倡导成立并担任主席。在次年确立的“麦克米伦规划”(McMillan Plan)中,他建议修建大量的公园,以公园来环绕城市,以简单开阔的草地和林荫路营造一种线性景观(wide,open vista),并将一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安排在林荫大道的东西向轴之上。此后的100多年里,陆续又有了一些城市公园系统规划、纪念性景观和博物馆总体规划等,它们都是在郎方规划和麦克米伦规划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和完善建立的。另外,在国会参议员的推动下,推出美国城市从美学角度出发的城市规划法案,其目标主要有:通过改造美国首都的面貌,达到与欧洲在文化上的平等;更好地纪念国家的缔造者们;通过美国的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1791年的朗方规划

1902年的麦克米伦规划

可以看到,郎方规划的重要作用是确定了华盛顿的中轴线,从国会山向东西两侧延伸,这根长轴线对整座城市的规划有着约束控制的意义。尔后,麦克米伦规划的主要贡献是在朗方规划的基础上创建了壮观的“国家林荫大道”,两侧种植了4排美国榆树,中间是草坪,形成了一种宏大的线性景观。另外,麦克米伦在规划中还设置了围绕核心区域的纪念性景观集群和文化设施集群。以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为中心,它的一侧围绕着白宫(White House)、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马丁·路德·金纪念碑(Martin Luther King Jr Memorial)、罗斯福纪念馆(FDR Memorial)、杰斐逊纪念堂(Jefferson Memorial)、美国国家二战纪念碑(World War II Memorial)等纪念性景观集群;与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同在一条中轴线上并与之遥遥相望的是美国国会大厦(U.S. Capitol),这三座建筑物中间是一条漫长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耸立着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包括非裔美国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美国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赫什霍恩博物馆(The Hirshhorn Museum)、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The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以及美国国家植物园(U.S. Botanic Garden),它们大体上归属于集收藏、展览、研究、交流和教育功能于一体的史密森尼博物学院,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更大的博物馆群,负责行政办公和信息收发的史密森尼城堡(Smithsonian Castle)也位于广场一侧。

华盛顿国家广场

在城市规划中,协调博物馆与其他文化设施的关系其实就是做到让城市博物馆、城市文化设施与城市和城市居民之间保持一种可持续的和谐关系。让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型文化设施形成集群,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城市行政中心分布在核心且邻近的区域,如主要纪念碑和博物馆均分布在“国家林荫大道”的两侧等。同时,让地铁线路与林荫大道彼此对应,在每个大型设施附近均设有地铁站点。为了避免“文化不均”的现象,纪念碑、博物馆、行政中心虽有各自的集群,但三者之间也会相互融合,如伦威克美术馆(Renwick Gallery)远离其他文博馆且设置在白宫附近,而饶有趣味的国际间谍博物馆(SPY Museum)坐落在远离林荫大道的几环之外,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设置在博物馆文化圈层之中,以此保证城市居住环境的公平、合理、方便、快捷、舒适。理解博物馆文化并获得更好的体验效能,需要同时介入宏观和微观的视角维度,以兼容并蓄的态度来感触多元文化之间碰撞和融合所产生的活力源泉。

(二)主要的“公众教育”职能

美国博物馆先驱们在创办博物馆之时,就设想了博物馆对国家、公众所承载的教育职责和功能。19世纪末期,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将博物馆视为教育的催化器。博物馆有着帮助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的人们了解学习美国基本文化的义务和责任。美国博物馆从早期至今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很强的公共教育属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通过新闻媒体要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史密森尼学会等大型博物馆在周日向大众开放。博物馆实行周日开放政策以来,观众的数量大幅度上升,馆内讲座、讲解、宣传等活动也相应增多。美国博物馆的教育职能由此更多地凸显出来,从与欧洲博物馆发展早期类似的“以藏品为中心”转向“以观众为中心”,其主要任务是满足观众的信息获取、知识增长、社交文娱等方面的需求。当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逐渐成为美国教育思想主流。杜威主张从实践中学习,促使教学空间向博物馆拓展。爱德华·P.亚历山大(Edward P. Alexander)所著的《美国博物馆——创新者和先驱》一书中,介绍了13位博物馆领导者,这些专家都普遍认为藏品或标本收集固然是重要的,但与藏品或标本的保存和布局相比,对公众的教育以及对社区的服务更为重要。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激励下,美国博物馆提出了“全方位教育”理念,并在1984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发表的《新世纪的博物馆》报告中将“非正规教育”和“终身教育”作为博物馆的重要特征。

在博物馆发挥公共教育的职能方面,美国广泛地施行策展和研究机制,率先起用了“策展人”(Curator)制度。“Curator”包含策展人、研究员、管理者、主管等多重含义,一些学者还认为策展人具有“研究员”的重要职能;从教育角度来看,策展人是展览过程中的教育者,其一系列展览开发活动就是对教育方式的前期设计和后期评估。总体上,策展人的职位目标是通过登记造册、整理收藏、学术研究,以及借助展览、出版物、讲座、公共项目、公众调查等方式传播藏品的相关知识。安娜·比林斯·盖洛普(Anna Billings Gallup)是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策展人,也可以说是世界上之一位策展人。1905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宣布给每个部门设定策展人,让其发挥部门的领导职能。这些策展人“精通或掌握他所在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不仅有能力指引和安排部门的工作任务,也有能力不断推进部门的发展,并发掘其教育潜能”。策展人不应仅埋头投入对收藏的研究,并把专家和学者当作最为主要的观众,还应与教育委员、设计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组建成一个团队,齐心协力地扩大整座博物馆的教育影响力,如广泛地与学校、社区、图书馆、俱乐部、影院等群体或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定期兴办一些教育性质的公共活动,号召大众参与其中,得到切实的信息并使知识水平提高。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宗旨是知识共享、提高博物馆水平,关注博物馆业所共同关注的议题。

美国博物馆的建立以及大多数馆藏是由收藏爱好者协会或大收藏家“赠予”的。惠特尼博物馆最早是由建筑家、收藏家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女士(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于1918年成立的,她的整个家族都在铁路、烟草、原油、传媒等行业有着极高的威望,惠特尼美术馆的新楼由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2015年投入使用,是纽约更大的“无柱”建筑。还有像弗里克收藏馆(The Frick Collection)这样的私人艺术博物馆,弗里克收藏馆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70街原亨利·克莱·弗里克住宅里。很多社会精英人士或富裕阶层,会将其家产打造成博物馆,向大众开放参观,并且,大多数私人博物馆附着公益性质,用低廉的门票带给观众愉悦的视觉和精神享受。就馆藏艺术品而言,艺术品或文物也大多依赖基金捐赠。例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就将他的原始藏品全部捐赠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创馆早期为大众所提供的艺术品并不是原作,但此情形在1920年以后有大幅度的改观,当时,雅各布·S.罗杰斯(Jacob S. Rogers)为大都会留下了500万美元巨资,这份厚礼让博物馆有充足的财力去购买类似勃鲁盖尔《收割者》那样的艺术珍品。美国大多数博物馆已经将“捐赠”作为主要的收入方式,并对学校师生参观团体给予免费优惠,以此凸显其为广大公众服务的公益服务职能。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1970年起实施自愿付费参观政策,一进门的售票区域,摆放着一张一米来长的书桌,桌上散放着各种不同样式的圆形胸针,胸针圆牌上写着“成人”“老人”“学生”等不同的标识字样,建议成年人、老年人和学生参观者分别支付25美元、17美元和12美元参观费用,当然,游客可以自愿选择支付与否。

此外,志愿者团队的组建也是促进美国博物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运转机制。回溯历史,1908年左右,大都会博物馆随着参观人数的日益上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设置专业导览服务的人员(museum guide or instructor),他们大多具备志愿服务工作属性。时至今日,大都会在进门前台区域设置了“电子讲解器”租借台,7美元(无须押金)即可租得一部内置不同语言讲解功能的苹果手机,讲解内容可以覆盖各大重点展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设有针对残疾人、老年人和小孩的优惠服务,还提供价廉物美的自助餐以及休闲享受的“空中花园”。

(三)“以观众为中心”的文化体验

回顾历史,古董奇珍室(wunderkammer)比公众收藏品展览要早200多年。直到19世纪中叶国家博物馆的出现,普通公众才得以有机会入馆参观。20世纪70年代,“新博物馆学”理论兴起,博物馆开始被视为一个“交流的空间”,一个基于社会维度之上与人类意义对话的空间,而不仅是文物藏品的保管者。在体验经济模式的冲击下,美国一批新锐博物馆甚至提出了“观众至上”的口号,将博物馆的馆长、研究员、专业人员从高高在上的权威者、教育者、传播者转变为围绕观众的服务工作者。

首先,博物馆在展陈上会从以往的“以藏品为主”向“以观众为主”过渡。传统的展陈方式并没有对文物之间的关联投入相应的关注度,在很多情况下,藏品与藏品之间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晰,而现代博物馆更注重基于文物之间的关联所呈现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告别以往僵硬的文字介绍形式,更加倾向于配合多种媒体介质以“故事讲述”的方式进行相应的文物展陈,以此更好地提高面向大众的文化传播效能。

其次,公众的参与反馈也贯穿至展览策划、展览制作以及展览使用阶段,以此对于展览进行前置性、过程中和总结性的评估。在展览开发过程中,需根据展览类型、参与者年龄、知识水平、兴趣爱好、立场价值观等因素来对公众的参与程度进行选择和调整。一般而言,公众参与方式据参与程度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策展人主导、平等合作和公众主导。参观体验也是衡量博物馆展览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其中包含审美体验、情感体验、生理体验等。

在智能融媒体乃至其后的“N Generation”时代,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会与其他社会公共服务设施深度耦合和连接,城市文化空间会在更大的层面上拓展,深度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些未来科幻电影中展现的空间景象将成为现实。

二、美国博物馆空间的文化体验

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被称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阶段之后的第四个人类的经济生活发展阶段。哈佛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派恩(B.Joseph Pine II)和詹姆斯·吉尔摩(James H. Gilmore)在1999年合著的《体验经济》一书中率先提出了“体验经济”概念,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需求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已不再满足于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注重消费过程带给他们的愉悦享受和知识赋能。本部分在上述对美国博物馆诞生和发展理念的宏观背景进行了概述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具体论述博物馆的情景设计和构建观念维度的方法技艺,以此从总体上把握美国博物馆在“以观众为中心”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空间建构的思维理念和应用实践。

(一)回溯历史,历史场景还原

无论现代传播技术如何多元复杂,博物馆的永恒魅力仍旧是其无可替代的“真实性”。在观众眼中,无论是展柜中的标本、藏品、文物、艺术品,还是馆内复原的历史或自然环境,都是最接近真实的。美国博物馆运用空间进行真景复原的技艺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真景复原,意指在开阔的空间范围内真实地复原出文物原来所在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目的是更好地体现文化的意蕴和内涵。真景复原与原状陈列还是有所差别的,前者围绕文物由人工制成小区域的场景,而后者重在切实还原文物本身在历史上的真实环境。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俄罗斯圣彼得堡美术馆齐名,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始建于1870年,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三层高的哥特式建筑,外观气魄雄伟、庄严壮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内展示这城大体分为19个馆,囊括埃及艺术、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亚洲艺术、美国艺术等,馆藏奇珍异宝,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作品,横跨人类五千年文明。如果论及馆内最有名的全景复原艺术,当数位于二楼亚洲部中国艺术展厅的“明轩”。

大都会中国馆“明轩”

明轩是以苏州网师园内的“殿春簃”为蓝本移植建造的,占地面积460平方米,建筑面积230平方米,庭院根据博物馆内的条件和要求专门设计。相传1978年冬天,应建筑大师贝聿铭之邀,同济大学陈从周先生亲赴美国,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设计了被誉为“明轩”的中国“园林”,这一“园林”也成为中国园林走向海外的开山之作。庭院的设计,巧妙地运用了空间流转和过渡的手法,曲折的回廊、朱漆的廊柱、伏脊的飞檐、柔暖的纱灯、清澈的鱼池,让观众感受到了明快淡雅的艺术气息。“明轩”所用的小灰瓦、滴水等材料都是在中国窑厂烧造后与太湖石一起运至纽约的,连伫立在庭院两旁的几丛修竹和两棵芭蕉,也都来自苏杭。整座中国苏州“园林”,从宏观环境结构到微观材料铺设,均与其故土别无二致,将置身于其中的观众霎时间带到遥远且有着古朴艺术特色的“异乡”。

其次,博物馆的建筑风格有时也是对于历史的回望和追溯。1876年,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创建了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它是美国最早建立的一批重要的博物馆之一,以展示自然历史为主。整个博物馆采用古希腊神殿式的建筑风格,气势雄伟、庄严肃穆,被称为“美国的帕特农神庙”。要到达博物馆入口需要徒步登上72级台阶,登上顶端之时可以俯瞰整个富兰克林大道及其尽头的市政厅。费城艺术博物馆自然科学方面的藏品极为丰富,多达30多万件,馆内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收藏,如采用剥制术制造的动物标本、一具约在一万年前灭绝的乳齿象的骨架、毕加索的《三个音乐家》、莫奈的《日式桥与睡莲》、杜尚的《大玻璃》、凡·高的《向日葵》、塞尚的《大浴女》、鲁本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还有皮尔绘制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吸引了众多学者和普通观众。整个博物馆主建筑仿效了希腊复兴时期的艺术风格,宫殿由一排排罗马柱支撑着,殿宇的顶梁上雕刻装点着色彩丰富的古希腊众神像,还有一只被喻为“保护神”的狮鹫形象,它拥有狮子的身体以及老鹰的头和翅膀,在波斯神话里被称为“Homa”,象征着智慧和力量。 

费城艺术博物馆

除了馆内场景的主题性打造以及建筑风格的历史追溯,还有对于历史事件遗址的保存和发展。为纪念在2001年“9·11”事件和1993年2月26日卡车炸弹事件中遇袭的3000名罹难者,纽约在原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地下空间建成了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Museum),该馆于2014年正式对外开放。该馆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是世贸双子塔纪念广场(National 9/11 Memorial)的重要组成部分。策展团队开展了收集诸多口述历史访谈材料的活动,该项活动开放式地面向全球进行征集,为更大程度地还原“9·11”事件环境创造了条件,将信息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背景(环境),如“10时03分93号航班劫持和坠毁”“世贸中心内部”“铭记”等展项。另外,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主体建在地下空间,地上在双子塔被破坏的区域修建了两个方形瀑布,在地基中央位置屹立着一座高达11米的遗址留存立柱,灾难发生后立柱上被粘贴上了各种留言、纪念品和失踪者信息。博物馆同时借助多媒体设施,在前方触摸屏上呈现一些感人故事,与柱上留言信息相互对应和关联,观众手触点击后便能阅读,打造共情共景的感人悼念情景。

(二)回归自然,原初生态展现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自然生态景观和故事发生场景进行了极大可能的复原。进门硕大的泰坦霸王龙、悬在空中的巨型蓝鲸、屹立在大厅中央的猛犸象,几乎所有动物的标本都是按实物1:1比例立体还原保存的,一下把观众投入远古自然环境之中,并且使参观者在脑海中将图影与电影《博物馆奇妙夜》中讲述的馆内人物、动物、标本等展品复活的故事联系起来,形成多维度的激荡和碰撞。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共拥有45个展厅,契合着人类自然发展的时间轴顺序对标本进行展陈,空间叠放错落有致,庄严和唯美互嵌。一只极受欢迎的约有150吨体量、长达94英寸(1英寸≈2.54厘米)的蓝鲸从米尔斯海洋生物家族大厅的天花板悬挂下来,整座空旷巍峨的殿宇与透着蓝光的穹顶相互衬映,宛若一望无际、浩瀚无垠的大海,海面时时泛起的波涛在鱼尾的摆动下波光粼粼,殿内光线时而温暖、时而暗淡,呈现的光景与天际气候的变化彼此呼应,使身处于巨鲸腹部下方、仰头观望的人们显得如此渺小,营造出一种戏剧化的对比冲突效果。同样,鸟臀目恐龙厅(Hall of Ornithischian Dinosaurs)、蜥臀目恐龙厅(Hall of Saurischian Dinosaurs)、米尔斯坦高级哺乳动物大厅(Milstein Hall of Advanced Mammals)中所展现的巨型恐龙骨架也令人感到震撼;冰河时代中存活的猛犸象、乳齿象、地懒、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模型在展厅中成群“昂首向前”的姿态生动地还原了它们在10000多年前艰难跋涉穿越北美大陆的情景。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展品

除了静态的标本展示和相应的自然场景复原,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还设有动态的活体观赏区域,这里的“蝴蝶展”远近闻名。观众顺着指引穿过两扇分别垂挂着铁链和幕帘的门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欣欣向荣、鸟语花香的丛林花园景象,有些墙面上挂着昆虫类标本,让人目不暇接的莫过于在这个偌大“花房”中漫天飞舞的蝴蝶,它们穿着五彩斑斓的“彩衣”在人群中翩翩起舞,时而在上空盘旋,时而靠近身旁嬉戏,一时间竟然打破了人们对于“博物馆”僵硬的固有认知,仿佛眨眼间来到热带雨林般的“动物园”。这种“活态”群舞飞扬般的场景展示比静物标本更具吸引力和说服效果,在缓解参观者在馆内长时间步行后的乏累的同时,用新颖真实的动态景观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汲取了新的知识,不仅近距离地鉴赏到形态各异的蝴蝶种类,还了解到了它们喜欢的植被环境。

(三)寓教于乐,互动参与叙事

观众参与体验的维度是多重的。学者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用四个坐标象限勾勒出不同的体验范围,体验的之一种维度(横向坐标轴)用来表示观众的参与水平,左端表示被动参与,右端表示主动参与;体验的第二种维度(纵向坐标轴)对应的是参与者和背景环境的关联,上端表示吸引式,下端表示浸入式;这两种维度的结合产生体验的四种范围,即娱乐性、教育性、逃避性和审美性。 在很多时候,这些体验维度是交错重合的。博物馆作为“非正规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以及休闲娱乐的地方,常常给予参观者寓教于乐的观感享受,并唤起他们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参与的潜能。1969年,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博士(Frank Oppenheimer)在旧金山创建了一座科学和技术博物馆,将其命名为“探索馆”(The Exploratorium)。馆内有600多件实验品,每件都与一个科学知识相对应,总体上涉及力学、光学、声学等各个应用领域,其中有上百个互动式、“动手操作式”(hands-on)的展品,都需要观众的参与,能帮助观众理解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此外,探索馆通过网站、移动程序等形式,为全世界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数字资源。

“体验式农场”是康纳派瑞历史博物馆(Conner Prairie)首先推出的创新体验项目,项目引入怀特哈钦森儿童娱乐教育研究中心(White Hutchinson Leisure and Learning Group)的专业团队,大胆尝试在庄园的附属农场引入活体动物,让观众与动物能够亲密接触。在农场之中,观众可以自由漫步,与动物们嬉戏玩耍,或是在专业人员的辅助下喂养动物、清洁它们的皮毛。在一系列亲密接触自然的体验中,儿童能够以一种更具趣味性、更生动的方式获得在电视、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科学知识,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热情,鼓励他们持续探索奇妙的科学世界。此外,康纳派瑞博物馆还在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引入了更多丰富的体验活动,一改博物馆的严肃面貌,极大地激发了观众对知识的兴趣。在“回到派瑞镇”以及“1863南北战争之旅”的体验活动中,博物馆遵循“真实性”的原则,还原了19世纪的派瑞镇以及南北战争时期的生活样貌,并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观众“穿越”到过去,以之一人称的视角真实体验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礼仪习俗,以此感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纪念著名的科学探险家约翰·怀斯(John Wise),博物馆还设计了“热气球之旅”活动,让观众不仅能够在实景中深入了解热气球的制造原理,还能进行飞行体验,其项目的受欢迎程度也远超博物馆预期。可见,教育作为博物馆重要的目的之一,也需要适当以娱乐为手段,通过趣味性的方式来激发观众对知识的向往,从而达到真正的“寓教于乐”。

位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美国斯特朗国家玩具博物馆(Strong National Museum of Play)是世界上更大的玩具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从古至今各种与学习相关的玩具。另外,博物馆收藏了人类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游戏,无论是古老的俄罗斯方块,还是最新的日本电子游戏,观众都可以在博物馆中找到。美国斯特朗国家玩具博物馆致力于探索玩具和游戏的发展历史,始终提倡通过互动和亲身体验来了解美国的历史,因此,馆内几乎所有藏品都具有互动性。观众可以在桌游展厅任意选择一款桌游与工作人员共同玩耍,了解其玩法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也可以在街机展厅亲自体验横跨一两个世纪的150多款不同风格的弹球机,在玩耍中了解这些玩具乃至其背后文化的变迁史。

可以看到,博物馆一系列“娱乐化”的手段在突出观众互动的基础上,以更为生动活泼的形式为观众带来了更优质的阐释、理解和参与,这也使它成了博物馆互动传播中尤为重要的一种方式或手段。

(四)虚实结合,拓展展陈空间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更进一步从多维度夯实了以观众体验为核心的展示空间规划设计和服务理念。声、光、电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得以在静态的馆藏空间中更好地探触满足观众天然戏剧化、刺激性的感官知觉享受等需求,另一方面意在不断拓展展映物理空间并有效引导观众进入知识求索的快捷隧道,以此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内涵价值。数字媒体以其特有的交互性、多感性、沉浸性,不仅对普通观众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更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一套被称为“皮骨”(Skin and Bones)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3DAR技术与追踪技术,使博物馆中的13架脊椎动物骨骼重获生命。此外,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在一些创意理念和情景叙事的要求作用下进行交互、堆叠和镶嵌,促进文博空间的多维度生成,也让空间体验变得日益丰富和重要。如观众在智能手机上安装“皮骨”APP之后,可以从博物馆展映墙示意图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动物,然后通过相应的视听体验选项进行收听收视,以此达到在多样化场景中学习的目的。在感官刺激并带来多维立体化体验之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参观者的学习热情和深入探索的潜能,以此达到在“情境中体验,体验中学习”的目的。

坐落于华盛顿的美国新闻博物馆(Newseum of America)在创建伊始便十分注重对观众的体验,该博物馆通过引入数字媒体技术,搭建出一个可供观众进行多维操作的互动空间,并从中呈现新闻及其背后的内涵。在VR体验厅中,观众可戴上头盔,作为“亲历者”进入新闻现场,以一种身心俱在的方式来“体验”新闻,形成一种对新闻事件的临场感知,从而上升为真正的个人经验。在呈现“1989年柏林墙拆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博物馆也把数字化的展品融入实体藏品,将巨大的涂鸦墙体与数字媒体进行巧妙的结合,使整个事件更加全面、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这种方式打破了博物馆传统的收藏与展陈方式,也为观众带来了更为多元的感知与体验视角。可见,越来越多的数字内容都被纳入博物馆的情景设计之中,这种数字技术的介入将博物馆的展陈空间从实体空间延伸至虚拟世界,为博物馆展陈开拓了更加新颖的领域,也有助于观众对知识的理解与接纳。

此外,随着智能媒体技术的更新迭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万物皆媒”、互联互通的时代,在传统语义的物理空间中建立的静态博物馆也有了活态和流动的媒介属性。展陈体验囊括了受众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嗅觉”五种感觉,“五感”的有机搭配与融入科技的介质空间进行融合,以此促进受众与展品之间的深度交互。于2014年重新开馆的库珀-休伊特·史密森尼设计博物馆(Cooper-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创意性地推出了一款兼具交互与存储功能的移动“数字笔”,这款数字笔具有移动触控功能,可以将其与沉浸体验、设计式互动、空间投影等项目融合于一体,在人与展品之间创造一种新型触感互动体验。通过数字笔,受众不再只看到孤立的展品实物本身,而是借助这一媒介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以此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感知文化。在馆内还有“触摸屏互动桌”等设施,参观者执笔在桌面上绘出图形之时,桌面即可瞬时显示出相似或有所关联的作品。数字笔就像“魔杖”一样,可以在馆内随意挥舞,使观众仿佛在整个博物馆空间中遨游。此外,数字橙牛数字还收纳了多种多样的壁纸,能随观众所动添加古典、简约、现代等花纹元素并保存下来,形成艺术感满满的合作式情景空间,体验过后还可以在博物馆设置的“个人网站”中下载保存。多元化的参与形态赋予了观众持续参观的热情,也给馆内展示物增添了生命能量。

三、小 结

整体而言,城市规划塑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空间氛围与格局,并协调了城市博物馆、城市文化设施与城市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美国博物馆的内外空间建构正是在国家的城市规划设计下,将“公众教育”的理念视为重要特征,并围绕观众的文化体验,营造出的独树一帜的博物馆文化。

博物馆展览具有空间性、非正式性和多感官性等特征,其中打造的文化体验也需要在广阔的全球视野与厚重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结合博物馆的诸多特征,利用多维规划设计,调动观众的多元感知,从而促进其认知产生。无论是场景塑造、情景还原,还是文化叙事、交互参与,均是“活化”文物以及增强传播效能的有效方式,其目的都是践行博物馆公共教育的职能,赋予观众更多、更好的文化内容产品,达到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目的。这不仅是美国博物馆所承载的意义和目标,也是全世界博物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坚持。

作者介绍:

王蕾,博士,传播学专业,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期间国家公派至美国联合培养,工作期间国家公派至英国访学。研究兴趣在媒介文化、数字城市传播、融合传播、文化叙事等方面。教学方面,讲授研究生课程《传播理论》《社会学理论基础》《数字城市传播》和博士生工作坊《质化研究方法》。科研方面,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部级项目《博物馆情景化传播效能》《北京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叙事》2项,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校级项目5项,主持和参与若干横项课题;以独作或之一作者发表论文近40篇,其中含CSSCI中文核心论文10余篇,其中三篇被人大复印报刊全文数据库转载,书中章节论文8篇,出版专著2部,译著1部,多次参与国内外权威传播学术论坛,5篇论文被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国区域会议论文集收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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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美籍华人王艾嘉原创摄影。

图片来源于美籍华人王艾嘉原创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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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梓萌/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互联网信息研究院

传统展厅设计风格,我从迪拜回来那天就抛弃了

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期到2021年10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举行。包括迪拜在内的每届世博会,不同风格、创意新颖的国家展馆设计都会让大家耳目一新,值得业界深度学习。

(迪拜世博会中国国家馆 来源:迪拜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官网)

空间邦创始人陆鹏先生告诉我们,展厅设计,其实是空间展示设计的一种。充分运用“物、人、场”等要素的进行更佳空间关系表现的方式,以传达我们客户特定信息为目的的展览、演示活动。时代发展到今天,展厅设计不再是单纯的静态元素展示,而是结合了最前沿的科技表现手法,广泛应用于房地产营销、政府规划、文化活动、企业成就、商业演示等众多展示项目。

万变不离其“宗”,这里指的就是在展厅设计中要突出重点,主体一定要明确。我们的视觉聚集位置在哪里?我们的主办方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一切对我们空间设计师而言尤为重要,前期要做大量的工作,调研、场地、沟通、修整、确认,每个环节都不敢懈怠。

要醒目,要引人注意。“赶紧拍照,发朋友圈,晒下。”展厅内的每个小物件,更高的境界就是都能自带流量,能醒目吸引眼球,具备打卡出圈的社交功能。这也是我们主办方希望看到的一个层面。

考虑观众和人流因素。不同性质的展示活动,其观众群体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充分尊重观众们的情绪和认知水平,预估人数和人群流动观察动线图,设置清晰的标识,简洁大方,让展厅设计更合理,让观众身心愉悦。

控制成本,提高效能。在这一点上,主办方与设计方的想法是一致的,避免浪费,节能环保,易装易拆,让展厅设计更具商业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明一下,企业内部展厅和普通的展览会展厅是有一定区别的。通常情况下,以企业产品为主打的企业展厅设计相对而言要稳定许多,要保留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哪种展厅的设计,对空间设计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紧扣时代脉搏,走在前沿,运用好包括VR技术在内的现代多媒体手段,争取让自己的每一个展厅设计作品都能和谐、闪亮、清晰、强烈。(空间邦公众号)

世博会展厅VR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世博会展厅建设、世博会展厅VR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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